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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之中国触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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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5 18:5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话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7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访问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两次,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可以以罕见的勇气、广泛地借鉴别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保险业到股票市场,从科技研发到商业物流,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大胆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
这个概念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奔向现代化的觉醒,很像欧洲经历过的启蒙运动,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文革”时相信神到相信实践和理性的过程,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需要由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曾带来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大国在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崛起不一样,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和发展机遇。
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批判未经中国自己实践检验过的概念和信仰,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觉得西方则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说,西方总认为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实际上,世界文化之丰富、历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种发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穷期。从哲学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理念比“历史终结论”不知高明多少倍。(贼吧Zei8.COM电子书)
中国人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学习型社会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国永远力争上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经常看到一些无知、偏见,甚至傲慢,有时也忍不住要谈谈中国人的智慧,而“实事求是”就是这样的智慧。我想,如果当初美国的布什政府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犯入侵伊拉克,推动中东美式民主化的大错。多少人在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告诫美国政府,美国可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治理不了这个由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民族国家,但美国听不进去。我走过十来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边接壤的所有国家,深感中东问题的繁难和棘手,因为其冲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国人靠“民主化”一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如果美国喜欢,它尽可以继续推动其“中东民主化”计划,但结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经选出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哈马斯政府,埃及也会选出同样令美国头疼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现在一些西方人欢呼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计“阿拉伯之春”不久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样,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当初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采用美国人帮它设计的“休克疗法”,而且不经过小规模的实验,就在整个国家推行这种激进的转变,结果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至今普京的助手还在感叹当初为什么没有学一点中国人的智慧。同样,如果我们一些亚洲邻邦当初也能有那么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在条件远未成熟时就轻信美国的建议,贸然全面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结果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发展倒退了20年。
实际上智慧是不分国界的。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较:中国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英国政治变革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一种智慧。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双元革命”。我们国内长期的教育中,对法国大革命总是赞扬得多。这种激进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影响了中国,从“文革”中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按照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许多思想家对法国政治变革模式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其代价太大。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经济远远领先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避免了法国血风腥雨的革命。
法国的理想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代价确实过高。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先是20多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是30年衰退期,然后是1848年革命,后来又有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政体才真正稳定下来。但法国经验中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们认为英美文化总是强调弱政府,但法国人从不讳言:弱政府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强政府。
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最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使我们避免前苏联经历的那种“休克革命”,并通过自己的工业革命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起飞,并形成了国人对“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的共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今后也会遇到新的挑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只要这样,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曾在伦敦参观过丘吉尔纪念馆,讲解员对我说,丘吉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只有一页纸,但却影响了战后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告诉他还有一位中国人,叫邓小平,他只用了四个字就改变了13亿人的中国,并正在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也会逐渐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
二、和谐中道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创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着“和谐中道”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为我们回归和谐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中国人,只要懂中文,能读能写,“和谐”、“中道”、“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就会永远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这种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普遍渴望和谐,这是一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今天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慈善事业热、回归自然热,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人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这种文化底蕴,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我们民族走向和谐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灾就一下子激活了蕴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人民展现了跨越职业、地位、收入的大善、大爱和血浓于水的中
国亲情。这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供”“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道和温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出发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更大。特别是“9·1l”以后,美国的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声誉。近年一系列国际民意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国、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在22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肯定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为48%,而肯定美国的只有38%,肯定俄罗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国大型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欧洲调查欧洲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结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均好于对美国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国家,大部分国家不感到是威胁,反而觉得是好事,这已不易。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肯定。当然,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因为民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会经常变化,2008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后,西方关于中国民调的结果就出现了变化。美国近年来挑拨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民调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无须为国际上民调结果的起伏所左右,而应该谋长远,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和谐世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沦。我们在和西方交往的时候,可以据此而指出他们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智。比方说,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我们就可以好言相劝,你这个方法太极端了,效果不会好,说不定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助别人,也不迟么。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你要让别人向你学习,最好让人家采用中国提倡的“和谐中道”的方法来学,其结果一定比你们现在的方法好。实际上,在西方moderation(温和)也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和我们的“中道”观念相通,只是他们一旦自我感觉好,就忘了这些,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最终也只有当中国、西方和世界各国都携起手来,取长补短,真诚合作,才能共同对付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建设一个较为和谐的世界。

 楼主| 发表于 2016-9-5 18:5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给我讲了个笑话:联合国开会讨论如何在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结果无法达成共识,会议无果而终。记者问会议主席为什么是这种结局?会议主席双手一摊,遗憾地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世界各国’这个概念、欧洲人不理解‘消除贫困’这个概念。”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看法: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惟我独尊,意识形态挂帅,到处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没有足够的热情。倒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看得更远,他重金行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非洲的难民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也改善了微软的国际竞争环境。我想如果美国政府能从比尔•盖茨的行善中悟出点道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美国从自己一年约7 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世界穷人的话,对维护美国形象和安全所创造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把这笔钱用于军备。

欧洲虽然奉行多边主义,但在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上,政策乏力。欧盟国家高额补助欧洲农业,使得欧洲许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非洲,非洲国家怎么竞争?“今天欧洲的牛都可以拿到这么多补贴,比我们非洲的人还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说。西方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来进行改革,但自己却不这样做,欧美对自己农业的巨额补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也未能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对外援助大都附加诸如民主化这样的政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内耗甚至内战的不少,结果民生更为艰难。欧洲援外项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文牍主义严重、总体效率不高。各种项目都经过繁琐的手续,从可行性报告到各个阶段的进度和审查,很多活动都必须由欧洲“专家”来做,结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资金又回到欧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亚工业部一位官员,指着阿鲁沙当地的一所老校舍对我说,“过去西方传教士来这里建了不少学校,没有这么多手续,不是也把事情办成了么?”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曾略带夸张地对我讲:“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判完,中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

美国的“9•11”悲剧造成了约3 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儿童估计有18 000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于6个“9•11”死亡人数的儿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国等西方主要媒体将一个英国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踪一事作为头条新闻,并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无妨,因为此事有其新闻价值,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发展中国家有18 000个儿童死去?联合国前粮食署执行干事莫里斯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明天所有媒体都打出头条新闻:‘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且遇难者全部为儿童’,那这个世界还能无动于衷吗?”莫里斯用这种形象的语言告诉世界:全球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计,世界65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约26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近10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约13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的人(26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欧洲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也不包括穷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的187年之后。

我们不忽视西方这些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来审视今天很多世界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成因,探讨为什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对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缺乏热情。

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明显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经是2l世纪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还是让这种悲剧持续下去,这是违背人类的基本良知的,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必须关注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并有必要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偏差逐步纠正过来。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用自己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纠正了这个偏差。这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认真地把解决贫困问题当作一种核心人权来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路和做法,世界范围内的扶贫需要中国的智慧。

如果世界贫困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世界未来的各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参加过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专门去听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往往很偏激,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严重不公。讨论中,一位激进的非洲学者就这样说:“富国不要得意忘形,现在世界的穷人也有三样武器来对付你们,这就是无穷无尽的难民潮、各种传染疾病和全球继续变暖。你们越不帮助我们,这三个武器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话赢来一片掌声。他的观点偏激了,但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已经与各种全球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贫穷导致疾病,导致难民潮,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来解决,否则整个世界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自己的扶贫事业还面临各种挑战,要走的路还相当长。我们应考虑在继续推进国内扶贫工作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新的普世价值,逐步纠正西方主流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有的偏差,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推动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通过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国际公约,最终使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消除贫困当作一种核心人权,当作一种新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件事能够做成,这将是中国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为一旦通过缔结国际公约而确立了这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这非轻而易举的事),支持扶贫就成了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不仅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种口号。

现在西方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般有两个理由,一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严重,所以无法提供援助。二是因为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内的选民“同情心疲倦”,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贫困看成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话,这些就不能称其为理由,他们应该找出新的、不易受腐败影响的援助方法来帮助别人,而且需要努力说服本国人民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扶贫,就像他们支持公民政治权利、总是认为那些人权是核心人权,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一样。

当然,贫困国家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消除贫困的首要责任,如果自己不争气,外来援助再多,也难发挥作用。我走访过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策往往游走于两个极端,要么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要么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议去做,结果是邯郸学步,人家好的地方没有学会,自己好的东西都丢了。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部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剧烈、腐败程度令人发指、政府缺乏社会整合能力。但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来扶贫,应该超越这些制约因素。不能由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能,国际社会对其人民的极端贫困就可以不闻不问。今天国际社会在帮助第三世界扶贫的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务实有效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财力和物力,国际社会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世界极端贫困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因严重的贫困而引发的各种全球性的棘手问题。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很多问题:宗教迫害、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坏事的祸根,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政府,但这看来又行不通,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坏事。西方今天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记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内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税收不上来,军队警察也管不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改善和加强政府能力。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一个弱政府,往往连自来水、供电、社会治安、儿童免疫、初级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国家了。

中国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都和强势朝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们的文化中,农民把县长,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这个概念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产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你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变一定是耗费时日的,甚至是难以改变的。有人说过去历史上,中国自然灾害多,为了防灾治灾,强势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强势政府的传统就逐步形成了。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传统,而是要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创立到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些头绪。中国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远远大于弊的选择。

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其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古今中外,有这么多强势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强势政府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大搞独裁,贪污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换上了民选政府,往往又太弱,无法整合不同意见,无法形成全社会对实现现代化的共识,更无力推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改革。但是在东亚,“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在强势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崛起。

纵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质上很难让世界上的穷国富裕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它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利用中国的强势政府,来组织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附庸。1989年,邓小平曾坦率地说:“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是要中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一味对抗,而是要我们参与进去,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利用这个不甚公正的秩序来发展自己,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影响它、改变它。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要发展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国家开路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18世纪时,英国还从印度进口棉布,政府采用了关税保护政策,待自己经历了工业革命,由进口纺织品转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他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而背后是炮舰政策的支持。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政府主导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如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这些危机的更大的受害者。

当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腐败增多,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体制化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一位哲人说过,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要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的监督机制,建立令所有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败机制,把强势政府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强势政府指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还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转变、弱化、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一些职能。我们今天说转变政府职能,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第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种既是强势的,又是公共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等,让社会力量逐步壮大,逐步实现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我们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改革是一个强势政府通过“革自己的命”来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关系要理顺,还有很多的矛盾要解决,我们政府的职能,有些要加强,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调整,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仍需要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这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至关重要。对于很多笫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强势政府,但大都是非现代化导向的腐败政府,结果国家没有搞好。现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没有整合能力,贪腐问题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国家还在探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普选也好,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一党独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比较强势的政府,那么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说明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终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是一条真理。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一般都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内化的过程。这种筛选可以是主动进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引进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西方文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过去引进中国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这样进行的。欧洲情况也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有选择地引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说:中国可以对神无知,但不能对道德无知。他引用孔子的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基督教禁人行恶,而孔子劝人为善,这是更高层次的。

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由封建专制转向资本主义,人们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人伦道德,远远好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理性。儒家学说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内在的自由,被用来反对基督教中的神性统治。中国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则,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欧洲的专制。应该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推动作用。但欧洲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从反对世袭到赞赏中国的德治,最后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进一步说,欧洲自己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筛选的过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过去都曾是欧洲的主流价值,但今天欧洲重新界定欧洲价值观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从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欧洲也在与时俱进。虽然不少欧洲人骨子里还是秉持这些价值,但公开主张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更不要说感到变革的紧迫感了。而过去这30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向外国学习,学习人家一切好的东西。但以我为主,自己来拿,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外国的东西,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鉴一部分;有些可以坚决拒绝;有些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待条件成熟时再来借鉴;有些可以观察一段时问,先不贸然引进。

一个民族一旦不愿意向别人学习往往就是这个民族走下坡的开始。“文革”中,我们闭关锁国,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导致了愚昧落后。美国现在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这也说明美国开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国朋友说他现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开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家麦当劳,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中,从没有尝过一口可口可乐。我很理解这种法国人特有的对美国文化的反感。不过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说,还是中国的态度比较好。麦当劳的东西虽然是所谓的“垃圾食品”,和中华美食无法媲美,但它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它的卫生标准,它的标准化配餐,它的鲜明色彩,它的快节奏等等,使它在饮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麦当劳进入中国后,也很受欢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快餐业的发展,甚至使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这个泱泱食品大国,就拿不出一个可以走遍全国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说拿出一个驰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麦当劳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中餐至少在快餐这个领域内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别人学习。

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毛泽东过去说过:我们愿意把西方当老师,向西方学习,但是老师老是欺负学生,学生只能反抗,最后演变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对着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积极的平衡点,这就是努力学习人家一切长处,不断地壮大自己,这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领域内,我们双方利益重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合作共赢。另外一些领域内,双方利益有冲突,但我们已经学会了有礼有节地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不走极端,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拿来主义的理念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发展机遇,使我们自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也使我们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拿来主义的胜利。今后也一样,不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对于别人的长处,都要虚心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壮大自我。

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会认为,“拿来主义”太繁琐,还不如“送来主义”,全盘照搬别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实“送来主义”效果都不好。对于外国好的经验和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借鉴,而不是照搬。中国自己吃过全盘照搬的苦头。如50年代学习苏联,一切都照搬苏联,苏联人口少,鼓励生育,我们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结果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从改革开放的30年来看,总体上我们保持了“拿来主义”。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内,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对开放资本市场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使我们成功避免了后来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金融海啸使得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现在海外一些媒体把中国模式简单地描述为“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经验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大致保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也就是说,由自己来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用外国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国的东西。

非洲很多国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冷战的时候,一种是苏联的“送来主义”。一种是西方的“送来主义”,他们都接受了。当然,他们也难,因为如果不按照苏联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得不到经济援助。问题是一旦自己失去了决定取舍的主权,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往往导致灾难,因为别人很难真正了解你的国情。俄罗斯的改革就犯了这个错误。由哈佛教授设计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在全国推行,以求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结果是灾难性的。关键是西方不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但又喜欢指手画脚,所以提出的各种方案大都从意识形态出发,从价值观出发,结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们现在是以我为主,请你们提出建议,我还要你们“竞争上岗”,然后我有选择地采用,这样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大陆特别幸运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经有了三个发展起来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我们受益的不仅是三地的资金、人才,而且也受益于他们的软件建设:比方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和反腐机制建设、台湾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经济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转化了、内化了。中国大陆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学习要容易一些。这三个华人社会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许多领域内实行拿来主义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国大陆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所进行的大量改革与创新,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其产生的效益和经验又反过来辐射到港澳台等华人地区。

现在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间”,并总是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个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政策空间”,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不好。所谓保持“政策空间”,其意思就是拿来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对外来的东西作出筛选,合适的要学习,不合适的要拒绝。中国所走的拿来主义之路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今后也应继续这样做,才能使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资源,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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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5 18:5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几年前,我曾在巴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听到一位美国学者侃侃而谈。他说,过去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与斯巴达打仗,打了27年,最后民主的雅典失败,专制的斯巴达胜利,从历史进程来看是1:0,专制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冷战,民主的西方阵营打败了专制的苏联阵营,这是1:0,民主获胜。但是迄今为止,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下一波会怎样?可能就是中国和西方做对了,现在俄罗斯的普京也开始专制了,所以要当心中俄联手。最后是民主获胜,还是专制获胜,尚无定论。

大概是经历过“文革”的缘故,我对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大大简化历史的论述总抱有深深的疑虑。这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的观点,这种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偏见,把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解释成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比中国“文革”时候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解释成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还要荒谬,因为毕竟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农民阶层和地主阶层的矛盾,只是历史本身要曲折复杂得多。而民主这种政治形态,在雅典民主失败之后的上千年内,在欧洲几乎销声匿迹了,欧洲中世纪神权主义和后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都给这位学者有选择地遗忘了,这种冷战思维在今天的西方还很有市场。

不可否认,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国人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可以解释一部分政治现象,比如,希特勒是通过民选上台的,但上来之后就开始搞专制。〖贼吧Zei8。Com电子书下载:Zei8.com 贼吧电子书〗

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概念明显地缺少阐释力,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单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这个概念的诠释能力。比方说,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是专制,美国入侵后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为止还认为,今天的民主还不如过去的专制。再比方说,蒙博托统治时期的扎伊尔是专制,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民主,但是从普通刚果人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很糟糕,而这个转折过程中又爆发了屠杀和战争,数百万人丧生。

把这个概念套用到中国,也面临窘境。西方把蒋介石时代叫专制,把毛泽东时代叫专制,把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也叫专制,而经历过这些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时代的巨大差别。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民主与专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实,只要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点破这种西方话语的盲点。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可以解释一部分世界事务,但确实已经无法解释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了,想用所谓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的方法来处理当今的世界事务更是愚不可及。

在发展中国家里,消除贫困最成功的是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里现代化最成功的是实行君主制的阿联酋和卡塔尔,在新兴经济体中,强势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导的香港都干得比较出色,其治理水准远远好于菲律宾、阿尔巴尼亚、印度、乌克兰这样的“民主国家”。既然民主与专制概念无法解释上述这些简单的事实,那么有没有比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观念更具有阐释力、更客观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说世界政治一定要简单地分为两大类的话,那就应该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两类。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麦,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权威模式,现代化导向的中国强势政府模式,行政主导的香港模式,开明君主制的阿联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缅甸。

西方人习惯了民主与专制对立这个概念,因为这似乎赋予他们一种道德优越感。2006年,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上,一位欧洲学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便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我们一些国人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比较认同西方的“民主与专制”话语,他们也接受这个话语的预设:世界就剩下民主与专制对立,并提出了中国要融入以西方为首的所谓主流文明。其实,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政治话语,我也赞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机的开始。苏联就是这样解体的,南斯拉夫也是这样解体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融入进去,也就成为失败者(当然,这不是说,不融入就一定胜利)。2008年西方所谓主流文明的媒体对西藏骚乱事件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种西方话语占主导的文明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西方长期的反共倾向和支持藏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正因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众会轻易地相信自己媒体的煽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种洗脑,其效果绝对不亚于任何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这也是西方社会摆脱不了自己意识形态偏见的重要原因。

苏联的垮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下台了,国家解体了,但是西方还是不愿意接受你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是把你继续看作潜在的威胁,总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罗斯的一位资深官员曾这样说,北约总是步步紧逼,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先说,我们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车库,然后说,我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最后说,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觉,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反抗。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问题。只要你强大,你需要资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心里就不舒畅,他就要排挤你,控制你,改变你。你查一查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多少是来自西方的各种机构?这本身就说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其实他们很多人也盼望台湾独立,新疆独立,内蒙古独立,希望中国能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解体最好,只是13亿中国人都说“不”,他们才无能为力。

主流文明这个东西是和国家利益连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控你,违背了游戏规则,干涉你的内政,而他怎么做都是对的,把人家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说一声抱歉,因为他那个民主是所谓普世价值,你采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与他无关。所以所谓主流文明,经常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在学习西方各种长处的时候,对此一定要心中有数,拿来主义的方法可以,送来主义的方法不行。中国人赞成民主,但这个民主是要能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国特别提防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连一个强大的欧洲,他都不喜欢,光是一个欧元就给美国带来多少麻烦?他能不提防强大的中国吗?他提防中国崛起会挑战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利益。

1991年的时候,俄罗斯人曾充满了对美国的崇拜。俄罗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对我说:“当时美国来‘占领’我们国家都可以,因为大家以为这样一来,我们社会就可以进行彻底改造,大家就可以过上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了。”但美国很现实,始终把俄罗斯民主锁定在几个人物,如盖达尔、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体制下的共产党等其他政党应该都是可以参加民主选举的,但在叶利钦与议会冲突时,美国并不支持双方通过民主程序来裁决,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对付另一方。美国是认人而不是认制度的。美国后来支持非常独裁的叶利钦。如果这样做是例外也罢,但你仔细一看,美国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中国搞一人一票,美国也一定只支持他认定的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其他人上台,都不是民主。对于中国来说,除了亲西方还不够,还要放弃台湾、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弃了,他还是不会接受你,因为你还是太强。

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你不仅要按他的要求选举,他还要派人来监督,还一定要选出亲他的人,亲美国的人。巴勒斯坦选出了一个哈马斯,西方不承认,伊朗选出了内贾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选出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赞扬声,但赞扬的话语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来了,黎巴嫩政府呼吁美国干预来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但美国故意拖,让以色列继续轰炸南黎巴嫩,希望借此削弱亲伊朗的真主党。一位黎巴嫩政治学者对我愤愤不平地说,“你即使选出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西方还要把你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看你是盟友,还是一般朋友,还是走狗,黎巴嫩民选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连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牺牲掉。”西方民主口号不管如何动听,总是掩盖不了自己的利益盘算。

实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常意味着无穷内耗的开始。西方国家已经富裕起来了,人均消费的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它可以经得起这种内耗,比利时近600天没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照样运作,国家也照常运转。而对于第三世界,不要说600天没有中央政府,100天没有中央政府,国家可能就要陷入内战了。你内耗开始了,那只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来干预,西方又会支持不同的派别,最后使你无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睐的中国军阀,让中国打内战,他们发战争财,中国大地上多少生灵涂炭。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来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国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中国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逐步借鉴和接受,决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外国来主导这个过程,否则后患无穷。作为一个有5 000年文明历史的超大型国家,其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独特的、惟一的,它应该包含西方制度的长处,也包括自己传统形成的好东西,这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说过:“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走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就如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关系也同样与美国、德国、英国的社会关系有本质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说到底,无论是西方民主制度还是其他什么制度,都是手段,最终的目的都必须体现在良政上,体现在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所以良政与劣政才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多多使用,全世界都应该多多使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在中国经过实践而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对,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终只能努力来理解你,阐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历史证明,西方是承认实力的。只有当西方真正认识到,它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硬实力的崛起,而且也无法阻止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时候,它才会真正地接受你。还是我前面打过的那个比方: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如美国《新闻周刊》总编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认为,世界今天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在这个“后美国时代”里,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可以丰富人类处理一系列全球棘手问题的能力。因而中国崛起的进程不是一个所谓中国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过程,而是双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的过程,最终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将和西方一起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设计者、领导者和建设者,原因很简单:没有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历史好像注定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而且选择了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2008年。先是遍及半个中国的冰冻雨雪灾害,后是拉萨暴乱、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受阻,后来又发生了天府之国的山崩地裂。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对中国的综合实力是一种考验、对我们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能力是一种考验、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以高分通过了这些考验:一场冰冻雪灾,回家的路变得异常艰难,但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以决心和爱心,渡过了难关。藏独反华势力的挑衅,未能实现他们所期望的“袈裟革命”,反而使全世界华人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四川地震,举国同悲,世界震惊。国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但大灾大难,也衬托出了我们国力的增强和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回头一看,这些坏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好事,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这样自信,这样坚如磐石。

世界将会特别地记住中国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力量、效率、责任以及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因为这一切触动了世界。事实证明:我们的发展模式,虽不完美,但在过去30年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今天的力量令人惊叹:这么多的物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真是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人有人,民间善款几天内就超过百亿。我们的军人、医生、护士、援救人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恪守职责、奋不顾身。一个印度尼西亚朋友问我:“绵阳是中国的发达地区吗?”我说不是。他说:“那怎么会有高速公路、连锁超市,还有那么多汽车、彩电和手机?”我们给受灾居民的补贴是每人每月600元,日均20元,超过了世界一半人口的日均收入(不到2美元,约等于12元人民币)。如果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切怎么可能。

我们的体制创造了中国效率,令世界惊讶。政府不同部门的协调,快速、高效、有序,十几万精锐部队,数十个专业兵种,近400支专业救援队,近5万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第一线,很快覆盖了每一个受灾的村庄。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我们国家的管理和协调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率。

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次磨难中也得到了充分显示。数十万自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拖着行李箱,背着包袱,开着自驾车,从全国各地涌向灾区。他们不少人属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新兴阶层,从企业家到公司雇员,从车友会会员、户外运动爱好者到年轻的网络发烧友,他们构成了这次抗震救灾的一支生力军。我们的公民社会与政府力量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共同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援救体系。我们国民的个人选择已空前的多样化,却又与社会的整体意志空前一致,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次抗争中,我们还看到了大量闪光的中国元素。我们的领导人实践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指挥救灾。我们的教师实践着“为人师表”的格言,奋不顾身地抢救学生。我们十几万军人,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拼命救人,将军冲在最前面,身先士卒,不辱使命,体现了西方难以理解的“人民军队”的理念。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展现了这么多中华传统中的人性光辉。我们老百姓的最普通的人性细节,打动了很多外国人:一个家毁人亡的老妇,把自己的矿泉水让给外国记者喝;摩托车司机把外国人从交通不便的地区带了出来,执意不肯收费;一个个连锁超市免费向灾民提供商品;德国志愿者把捐助的帐篷送给受灾的乡亲,乡亲们一定要用几篮子鸭蛋回赠,中国人不白拿别人的东西。英国记者在映秀村看到死去孩子留下的作业本,上面是孩子抄写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方块字,他感慨地说:中国一个落后村庄孩子的作业可以使所有英国的同龄孩子感到惭愧。外电普遍惊讶:尽管是这么大的一场灾难,受灾的人数和地域超过美国的新奥尔良市数十倍,但恶性的趁火打劫事件几乎没有,而美国2005年一场“卡特里娜”风灾,出现了很多起抢劫、强奸和枪杀案件。

我们做到了很多西方国家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的领导人在地震2小时后就登上了飞向灾区的飞机。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美国前总统布什还继续在他的德州农场休假,布什也因此受到了当时美国媒体的批评。我们的军队在地震后20分钟内就启动了应急反应机制,数万军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抗震救灾。相比之下,2007年夏天,希腊经历了罕见的森林大火,但希腊军队调度乏力,错过了救灾的最佳时机,结果酿成了生命、财产和生态的巨大损失。我们把拯救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一线希望,百倍努力”,最后救出的人包括一位被埋在废墟达160多个小时的80多岁的孤寡老人,而法国2003年8月突来的热浪,造成了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令世人震惊。在人权方面,虽然中国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在尊重生命权方面,中国今天的伟大实践足以让天天谈论人权的许多西方国家汗颜。

多少人曾担心,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自私和互不信任,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何等深厚,大家不分地区、不分阶层、不分贫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最高领导人到“80后”的士兵和志愿者,都展现了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和一个个具体的爱国行动。这场抗震救灾也成了我们社会人心向善、心灵历练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事实证明:在中国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我们独特的文化底蕴,一旦激活,就能促使我们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

中国力量、效率、责任和文化元素的背后,是一种伟大的中国精神的崛起。这种精神的特点是:为政就必须励精图治,为民就必须兢兢业业,人心就是要向善,社会就是要和谐,民心就是要坚毅,民族就是要团结。在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这种精神的崛起尤为可贵。

世界普世价值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无人可以垄断,其发展也正未有穷期,中国人要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精神为“民主”理念注入了新的元素:民主不能止于投票,民主必须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治理必须“以人为本”,必须高效勤政。中国精神也为“人权”理念注入了新的内容。

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对于那些只知从个人自由角度来解读人权的人,这是一种全新的境界。

2008年5月19日下午21点28分,13亿中国人为地震罹难者默哀。但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哀悼结束后,聚集在广场的群众迟迟不愿离去,他们眼里含着泪花,大声呼喊“汶川,顶住,四川,挺住,中国,加油!”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个场景,心灵很受震动。这种场景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精神,因为惟有我们才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惟有我们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惟有我们才有上千年领先世界之后因内忧外患而跌入低谷的悲壮;惟有我们才有通过改革开放而重新崛起并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抱负,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中国,加油!”这一句发自中国人内心的呐喊之中。

这种中国特有的精神触动了世界。

西班牙《世界报》这样说:“这些志愿者、战士和救援人员不屈不挠的精神把这个已经无数次遭受过外来入侵和各种灾难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从废墟中拯救过来。”而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巨变,它的人民就是比别人“走得更快,工作得更勤奋,而且看得更远。”美国媒体也感慨:“在8级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俄新社也发表评论:“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往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多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这次地震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仁爱的中国,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国。

地震后的2008年8月,随着一轴“中国画卷”的徐徐展开,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盛装开幕。中国奥运军团的傲人成绩,中国民众的爱国热诚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再一次展现了这种可贵的中国精神。“真正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人是需要时间的。我正是用了几十年,才真正了解和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伟大,这个民族的坚韧不屈和善良。”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用这番话表示了一个世界公民对中国精神的敬意。

中国人民有伟大的抱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我们崛起的路上还会遇到各种挑战,围堵,甚至危机,但只要我们坚持百折不挠的中国精神,我们就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中国还在迅速而稳健地崛起。与此相比,从日本到整个美国,从希腊到整个欧盟,今天却陷入了危机。经济没有搞好,政治危机不断,热衷于推动颜色革命的西方突然发现自己竟面临着“希腊之春”的蔓延和“占领华尔街”的威胁。中国崛起的模式因而也成了国际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中国模式在国内还有些争议,大致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等概念,因为“模式”这个词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甚至有模式输出的嫌疑。但就我而言,“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模式”。只是“模式”这种表述方法国际上比较通用。“模式”这个概念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解释成一种独特经验的总结,而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就像我们过去30来年中经常提到的苏南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一样,是对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僵化和强加于人的意思。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没有转型到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我们恐怕连整个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这些人今天又遇到了新的困境:他们最青睐的美国模式如今陷入了深重危机,导致美国民众资产大幅缩水,美国国运直线下降。这些人也许可以读一读美国日裔自由派学者福山先生2011年1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一文。曾认为“历史发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终结了”的福山先生写下这么一个标题就足以让人感叹了。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古国的崛起,她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太丰富了。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大概就像用麦当劳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么可能成功?我们对美国模式的态度,应该是借鉴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麦当劳,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我们的基本立场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最终把它的长处“收编”过来,而不是被麦当劳征服。

坦率地说,我们的模式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美国模式乃至整个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中国模式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亮丽。西方模式在西方本土的表现也越来越难以令人恭维,否则就不会有今天从希腊到美国的危机了。

面对未来,在政治方面,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已经在探索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方法的效果已经明显地好于西方单靠“选举”的模式,因为它坚持了中国人“治国必须是人才”的理念,有助于克服西方单靠“选举”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缺乏人才观、短视主义、民粹主义、过度福利主义等。

在社会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西方所主张的社会与国家对抗模式,而是社会与国家之间大规模良性互动的模式。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我们一些书生从西方教科书上批发来的,在西方也从未存在过的所谓“完全市场竞争模式”,而是现有的“混合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即把“人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更好结合起来的一种现代“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会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其总体竞争力已经给西方乃至世界带来了震撼。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但国家保持了团结和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们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了不得了,但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背后是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传承。有历史底蕴的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中国模式亦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在中国继续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开放,一定会更多、更广、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同时也会更多地珍视和维护自己的独一无二,因为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智慧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已经触动了整个世界,并将继续触动这个世界,而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会因为这种触动而变得更加和平、人道、公正和美好。

原版后记

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个大势:西方话语已经难以解释今日之中国,也无法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么够用,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

用比较随意的文字和平铺直叙的风格来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核心问题,对我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超出象牙塔,超出刻板的说教,超出偏颇的西方话语,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毕竟这些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最终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利益。

本书初稿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在《学习时报》和《环球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使我受到了鼓舞。《环球时报》网站还替我开设了专栏,使我的文章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谨借此机会向《学习时报》的周为民总编和兰文飞编辑以及《环球时报》的王文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真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读者,希望继续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写作期间,有机会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地作了演讲,使自己书中的一些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提炼。成书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学者和朋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姜义华、萧功秦、刘吉、萧思健、沈丁立、陈志敏、殷存毅、黄仁伟、周建明、许世铨、李家泉、王群、齐书深、沈大伟、陆小潮、林令山、安建国、赵军湘等,这里谨向他们一并诚恳致谢。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九十高寿的父亲张子嘉,他一直是我文字的第一读者,他的很多带有历史沧桑感的评论,总使我受到启发。我更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没有他们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此书是难以问世的。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特别是书中提到的那些与笔者交谈过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最后,我还是感念邓小平。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在本书完稿之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谨以邓公的箴言与读者共勉、与国人共勉。

张维为

2008年7月26日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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