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提共修论坛

 找回密码
 注  册

QQ登录

搜索
查看: 1170|回复: 2

《中国震撼三部曲》之中国触动(二)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6-9-5 17:35: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中国模式,虽不完美,但关键的几步走对了,与那些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还真是不错。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内部克服各种困难,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就是中国奇迹。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19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那里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100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过去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 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出来。不久前,刚下台的阿罗约总统因腐败指控被软禁在医院等候审判,也许不久之后这位前领导人也会入狱,然后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宾哪年哪月才能摆脱这种内斗如儿戏的“游戏民主”。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 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用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在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改装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新型大客车已于去年运抵古巴,立即成了整个古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4个电视频道:1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1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2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格拉玛报》(Granma)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的状态。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准许房屋买卖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10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可以做得比古巴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名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永远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像当年那些富人生活的奢侈,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仓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终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曾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文革”等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激进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寻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1%。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可能出现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多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从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那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楼主| 发表于 2016-9-5 17:36:0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茨、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18倍,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19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4.2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10到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三、东亚模式之争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惟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作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远远没有达到质的飞跃。这些国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都远不如“四小龙”的水平,后来又盲目跟进美国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过早地开放、金融领域过早地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遏制“赌场资本主义”,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自己并祸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50来岁。在联合国开发署2011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6位,博茨瓦纳排名118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在东亚及中国模式中,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地区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8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见,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有天渊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出口导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价。中国还有“四小龙”难以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某种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仍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多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
 楼主| 发表于 2016-9-5 17:36:2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总人数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当地学者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像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我又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内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 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 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4亿多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5年过渡期并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的?我们是如何组织世界上最精彩难忘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我们是如何在13亿人口的国家里迅速实现基本医疗保险,而美国还有近5 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并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1,但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地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根据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至9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几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伊斯兰教创传者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伊斯兰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世界已惊讶地注意到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内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还将进一步探讨生态保护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  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联系管理员|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实修驿站 ( 鄂ICP备12012288号-1 )

GMT+8, 2019-2-21 11:22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